“吃完饭，偶尔打开窗看到你外婆家，感觉还好像那年中午你站在阳台上喊我一样。嗯，你外婆是不是搬走啦？最近那里都好像没人一样。
语言凝结，潸然泪下。公公走后，我极少回地质局，那套老房子，那些初中的午后，最终变成恍惚梦一场，搁浅。伤心得无力捞起。
——发于2017年4月7日的一则微博
我很久没有回地质局，可能快有一年半了吧。
二月尾三月初的回南天，天花板挂起薄薄一层水珠，春天潜伏在普澜一路的树梢上，再过多几个星期，地质局差不多就能闻到白玉兰的味道了。听说侧门改造把原来的小卖部拆了，25座加装了电梯，不知道住在婆婆家对面那个死活不愿意分摊电梯钱的大声公最后在业委会签名没有。
地质局大院，卫国路43号，我婆婆家，小学、初中每天睡午觉的地方，阿公回老家没人煮饭时的靠谱饭堂。
中午放学铃响，水壶袋里装上几本拿回去其实也不会做的练习册，一步两级跳下楼梯，穿过人声鼎沸的校道，在校门口刷卡，快步走过车来车往的前半截马路，穿着短裤露出的半截小腿抵在马路中间被晒了一个早上滚烫的铁通上，等下一个红绿灯变红，再穿过后半截马路，在福士多门口有话没话都要聊上几句，然后拐进地质局大院，要小心第一个车库口冲下来的单车，有时下水道里会钻出硕大的黑老鼠，再走，最后一排楼，跨过斜坡下肮脏发黑的积水，可以听见二楼厨房里乒乒乓乓的声音，到楼梯口长按灯坏掉的呼叫铃，一般要长按半分钟以上，打开铁门穿过昏暗的楼梯间，就到了。
地质局大院，卫国路43号，我婆婆家，小学、初中每天睡午觉的地方，阿公回老家没人煮饭时的靠谱饭堂。
虽然每天都在地质局吃饭睡觉，但当我开始动笔在电脑上敲这篇东西的时候，我绞尽脑汁也想不起任何一件关于公公的事。公公以前是地质局的采购员，东跑西跑去过不少地方。他很固执迂腐，很啰嗦，看起来总是很麻烦。相比小升初、中考、高考一路顺风顺水进入好学校的表哥来说，吊儿郎当、读书不行的我在地质局一直不怎么受待见，这也没什么好说的，那时我是一个巴咂而且尖酸刻薄的小孩。小学一年级刚搬来禅城，公公被叫来接我放学回家，他完整地接过几次，其余的大部分时间他把这个任务委派给大院里的一个矮婆婆。后来变成婆婆接，再后来我自己走回去。每天中午回到地质局，看到我把菜夹到碗里端去房间里边吃边看报纸，公公只会操着一口半客半白的口音重重复复地唠叨，搭配着的是他标志性的“哎”。
他中午很吵，冲冲剂时总是用筷子在不锈钢杯里疯狂搅拌。他经常背着婆婆大肆购物，房间里藏着陈皮干、无花果干和话梅。他有很多件在卫国路药店前走鬼档买的老人白背心，还有很多条款式老旧的皮带，他很喜欢一种款式的衣服买几件，但是只穿一件，直到穿烂才会开第二件。他泡的茶很浓，习惯提前倒在大号的不锈钢茶缸里摊冻。他书房的桌子有三个抽屉，右边两个带锁，偶尔打开第一个，会找到他偷偷买的金币巧克力，一摞叠的很整齐，用保鲜袋扎着，翻出来吃掉顺手塞回去，第二天拉开抽屉又会变成整齐的一摞。他最拿手豆角炒蛋和腌萝卜干，看盘里的吃的差不多了，立马回到厨房再炒。他中午喜欢在客厅里睡觉，板凳上放台小风扇。他时不时问我成绩怎样，让我把排名写在便利贴上给他，然后抄在本子上。他喜欢靠在阳台和亲戚说起以前在农村时的事，眉飞色舞。他很喜欢喝粥，一日三餐至少有一餐是粥。他会把桌子上铺得乱七八糟的报纸叠好用塑料绳扎成捆放在电视后面，等七楼的林婆婆过来拿。他最喜欢吃军休所饭店的韭菜饺子。他会把我放在阳台晾干的饭兜擦干收进客厅。他总是买到山寨的榨菜，因为他的老花眼看不清是涪陵还是陪陵。他很喜欢看凤凰台，每天晚上准时坐在藤椅上戴着老花镜看海峡两岸。他总是担心我睡过头上学迟到，习惯两点钟之后再睡午觉。他修东西很厉害，尤其是修钟表，讲得最标准的一句白话是：“要多谂计仔！”。他最后一次出门旅游去了秋天的西安，大姨拍的照片里他很认真地在看碑石上的字。
有一次，我走出校门远远看到他过马路，肩膀背着很大一个绿色环保袋，半截芹菜露出来，一手叉着腰，一手搭在栏杆的铁柱上，站在马路中间木木地等车过去。车来车往，他瘦弱的身影显得有些孤零零。我和同学在校门口嘻嘻哈哈，没有跟上前去，任凭他独自一人走进地质局大院。
中考出成绩那天，他很开心地在厨房蒸鲫鱼。
高中住宿，我再也没回地质局睡午觉。中秋节的时候见到公公，他说他跟婆婆搭三条一去港口路看了我的学校，“好大嘛”，还说下次要去看看正门是什么样。
不记得什么时候开始，他频繁地生病住院，在厕所闷声咳嗽，在病房里大声嚷嚷拒绝吸氧。他好像突然间变老了许多，走路变得很慢很慢。
高一寒假刚结束，我请假去住院部看他。ICU的病房安静得可怕，护士站在门口限制探病时间。他很虚弱，眼睛浑浊，浑身插满管子，被支棱在狭窄的病床上。我的喉咙哽恸。每次见到公公除了汇报成绩，我似乎不知道该说什么。老家的亲戚在隔壁问他认得出我吗，他说认得出认得出，叫我“永瑜妹”。护士开始催促，我对他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公公我语文考了全班第五名”，亲戚急急忙忙拉着我往外走，“你好好保重啊！”他抬了抬扎着针管的手，说“好，好”，不知道他在应谁呢。
我没有留在医院守夜，第二天我的小灵通里传来颤抖的抽泣声。“公公走了。”舅父过了很久才接到我。从城南的东平河开车到城北的地质局，明明半个小时的车程却变得无比漫长，没有人说话，窗外是白茫茫的阳光，一切都陷入炽热却又平静的模糊，只记得一个又一个的红灯，车等红灯转绿。公公躺在床上，瘦弱肩膀上残留着微弱的体温，黄布掀开，他的嘴张得很大，仿佛下一秒就会响起熟悉的呼噜声。殡仪馆的人戴着口罩，让我们转过身去，再转过来，公公已经被装进袋子里了。
他躺在盒子里，花丛中，被贴上了小小的姓名贴纸，被推向了火炉。我再也没有见到他。
上个星期我在将醒未醒之际做了一个梦，四年来这是我记忆中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梦见公公。是朦胧的初春，四处是晴朗耀眼的白光，一切都陷入炽热却又平静的模糊。耳边有风浮动，是从学校背后的城中村拂过来的，像一张巨大的网，兜着鸟鸣和空气轻盈地鼓起，猎猎作响，灌进耳膜。我再次回到了初三那间课室，中午放学铃响，拎起水壶袋，身体变得透明，感觉不到劳累，穿过静止的人群，穿过校道，穿过马路，穿过氤氲着白玉兰香气的地质局大院，来到最后一排楼，跨过斜坡下肮脏发黑的积水，到楼梯口长按灯坏掉的呼叫铃，一般要长按半分钟以上，打开铁门穿过昏暗的楼梯间，掏出钥匙开门。
防盗门，木门。
门开了，左侧站着公公。他似乎年轻了不少，还是浅色衬衫，夹脚的皮拖鞋，不大搭理人的样子，转身便去了阳台。屋里的摆设回到了2006年，灯都亮着，饭桌前坐满了七嘴八舌聊天的老同事，有人在茶几前泡茶，电视上播的是凤凰台的海峡两岸，婆婆和陈婆婆打着乒乓球，人声鼎沸。我不受控制地退出屋外，门在身后自动关上了，屋外，什么也听不见，楼梯间消失了，四处是晴朗耀眼的白光，一切都陷入炽热却又平静的模糊。似乎屋内是一个与世隔绝的秘密空间。在里面，时间停滞，没有人死去，没有分别，他们一如既往地生活着，只是为了保住这一份热闹，地质局的聚会必须保密。
不记得谁说过：“如果去世的人没有再出现在梦中，说明他过得很好。”
我没有见到公公的最后一面，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我没有看到他的离开，其实他就没有离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