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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凡的世界》和我们的时代

  • 索引176
  • 发布时间2017-1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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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平凡的世界》的播出所引发的关于路遥及其同名作品的热议,其实并不令人意外。作为一部“常销”书,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至今,《平凡的世界》已经有多个版本,每年的销量在五万册左右。从八十年代末至今,它始终是那些“城市异乡人”和“底层寻梦者”“励志”的“圣经”,从孙少平身上,一代代的年轻人发现了属于他们的“关于奋斗和超越苦难的”学说和促人奋发向上的力量。仅仅两三年前,陈彦的《西京故事》和方方的《涂自强的个人悲伤》就曾引起过同样的热议。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两部作品几乎同时回应了现时代的高加林、孙少平们的生存疑难。不同的是,《西京故事》包含着对时代和命运内在的“肯定性”;而《涂自强的个人悲伤》则以浮皮潦草的“否定”“终结”了孙少平们“奋斗”的合理性,“现实”和“命运”不再眷顾孙少平们,他们的“奋斗”被判定为“徒劳”,“劳动者”不再可能以自身的劳动参与宏大的历史进程,他们“沦”为“劳动力”,时代和社会并未给他们承诺一个理想的结局和教人安心的“出路”。1980年代关于有意义的“劳动”和崇高的“劳动者”的历史想象已经成为过眼云烟。这两部作品几乎获得了读者同样热情的“肯定”,这无疑表征着我们这个时代价值观的两极分化状态:一些作家努力在时代和精神困顿的深处为我们寻求“向上”的力量;另一些作家则轻描淡写地表达他们的“否定”姿态。这样的作家作品可以开列很长的名单,1980年代中后期兴起的“先锋”写作的“负面”影响一直持续到当下。与初版的“历史语境”一般,《平凡的世界》在现时代仍然有着其迥异于当下在“正面强攻现实”的名义掩盖下的“潮流化”写作的独特魅力。这无疑也是路遥文学的“恒久”价值所在。

路遥文学的精神品格

大约五六年前,我曾动念写作一部《路遥传》,为此走访了清涧县石咀驿、延川县郭家沟,包括路遥写作《人生》和《平凡的世界》的甘泉县招待所,延安大学路遥文学馆,拜访过诗人曹谷溪先生,还特意在路遥反复提及的毛乌素大沙漠面对满目黄沙揣摩过路遥写作长卷作品《平凡的世界》前的心理状态。在此之前,我已经重读了路遥的大部分作品和相关的回忆文章,但当站在郭家沟路遥故居的岩畔上时,我才多少理解了饱尝人间冷暖、拥有着极度贫穷和苦难记忆,带着“贫困和屈辱给内心留下的沉重创伤”的路遥作品中为何洋溢着“温暖人心的力量”的真正原因。路遥深知“在这个世界上,不是所有合理的和美好的都能按照自己的愿望存在或者实现,”但“生活总是美好的,生命在其间又是如此短促;既然活着,就应该好好地活。”他让孙少平的奋斗有着强大的精神力量的支撑,让他在遭遇困境时总能体会到人世间的温暖和人与人之间朴素的情义,让身边的男性和女性因他内在的精神操守而尊重他爱他,从而让他暂时忘却生活世界的运行逻辑和价值原则。这种“去阶层”和“城乡差别”的温和处理暗含着路遥对自身苦难人生的“反向”折射,是一个身处困境的人对美好和幸福的渴念的真实写照。背后有作者极为沉痛的大寄托。无论置身于何等“严酷的环境中”,孙少平总能“感觉到人心的温暖”,体会到比金钱、权力、荣誉更为重要的“温暖的人情”的弥足珍贵。这是“生活的真正美好。”有了它,即便在“荒凉的山野矿区”,“人依然会活得如此幸福和美好!”他身处逆境而不气馁,始终保持高昂的精神姿态奋勇向前以改变自己的命运,进而实现自我价值,并以其高尚的人格和精神境界,完成了对个人现实的超越,从而抵达了崇高的审美境界。孙少平还以他的个人生活体验向我们展示了希望之于人生的独特价值:“有了希望,人就会产生激情,并可以义无返顾地为之而付出代价;在这样的过程中,才能真正体会到人生的意义。”而“人生就是永不休止的奋斗!”奋斗者的生活是充实的。哲学家理查德·罗蒂在谈到《文学经典的启示价值》时,“文学与永恒、知识和稳定毫无关系,却与未来和希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与世界抗争,并坚信此生有超乎想象的意义。”路遥的作品就是这样的作品,因为它是在强化人们对希望、爱和幸福的信念,让人们坚信“此生有着超乎想象的意义”。那些与孙少平一样身处城市边缘,以自身的默默奋斗争取一个崭新的未来的人,不难体察到以上说法的内在意义。

孙少安、孙少平:我们的同时代人

据说追踪观看电视剧《平凡的世界》的观众,从50后到70后、80后甚至90后都有,并不局限于某一个年龄段。读者(观众)的庞大群体充分说明对《平凡的世界》的阅读并不存在所谓的“代际差异”,不同年龄段的读者均可以从这部作品中读到自己的命运,他们从孙少平或孙少安身上发现自己的影子。而孙少平孙少安的“时代”,也可能是他们的“时代”和命运的折射。

如果稍稍放宽理解的视域,不难联想到学术界关于遭遇“历史虚无主义”的“八〇后”的出路问题的探讨。八〇后,怎么办?已经成为我们时代新的“难题”。而“八〇后”赖以确定自身的历史位置,从而找到缓解精神困境的“出路”的参照,是孙少安、孙少平们和他们时代的关系。这一现象耐人寻味。依照《平凡的世界》的描述推算,孙少平、孙少安应当是六零年代生人,而他们的子女,也就是八〇后了。从“历史和精神困顿”深处走来的孙少平、孙少安们和他们的命运遭际,究竟能否成为他们的下一代走出生活和精神困境的有益参照,是需要我们深刻反省的。但1980年代和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的遭遇,既是两个时代的遭遇,也在深层意义上,是两代人的精神遭遇。他们之间的差异和同一,也可能成为更为宽广的时代的隐喻。力图重建自身与“历史”的关联的八〇后的精神困惑与反思,未必不是九〇后未来的生活难题。五〇后、六〇后、七〇后在这一点上与八〇后、九〇后的“共通”之处,也从另一个侧面,表明路遥作品的意义,并不局限于1980年代或1990年代,它还可以对现时代人的精神问题发言,从而在积极和健康的意义上,形塑当下青年人的价值观念和文化人格。

遥想三十余年前,电影《人生》的热映引发的全国观众对高加林的“人生选择”和命运走向的广泛讨论之于1980年代年轻人的人生启示;如今电视剧《平凡的世界》的热播,也可能在同样的意义上影响到现时代的青年人的价值观和人生观。也就是说,从对路遥的阅读出发,我们得以更为深入地理解和表达自己的生活和生命体验,也在更为宽泛的意义上,与我们时代的核心问题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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